[摘要]1923年是中日民间外交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份。相继发生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摆在中国面前，一方面，日本政府援引“二十一条”，拒绝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另一方面。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在9月初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造成了重大伤亡。从前者来说，日本政府的霸道行径，自然激起了中国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上海等地民间团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对于后者，中国民间对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表达了深切同情，理性地将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上海各团体纷纷提供物质援助与精神慰藉，发起了规模广泛的赈济日灾活动。从抵制日货到赈济日灾，这两个看似抵触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一曲悦耳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响曲，上海民间团体赈济日灾的善举，高扬了中国自古以来悠久的“救灾恤邻”的人道传统，诠释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使中华民族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时，赈济日灾活动的开展，也使得以经济民族主义为诉求的抵制，日货运动更趋理性。
[关键词]民族主义 人道主义 抵制日货 赈济日灾
抵制日货既是中国近代民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也是近代国民外交的主要形式。1923年，由于日本政府援引“二十一条”，拒绝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就在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消息传来，中国人民转而发起了规模广泛的赈济日灾活动。纷纷设立赈济日灾会，捐款、捐物、送医、赠药，达至日本灾区。抵货与赈灾，这两个看似抵触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一曲悦耳的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响曲。本文以上海民间团体为例，以《申报》的记载为基础，重构1923年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活动的历史图景。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解读这些活动背后的理念。
一、经济绝交：上海商人团体的抵制日货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迫北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民国国权受侵、国格受辱，此后，中国各地民间团体年年在“五九”国耻日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期盼有朝一日雪耻，废除“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租借旅顺、大连等地至1923年3月26日期满。1923年3月5日，上海的沪北六路商联会率先发出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呼声；接着。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议决“对于旅大问题，收回之期已迫，应赶紧催促政府，筹备收回手续”。此后，各马路商联会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积极交涉，切勿延宕。坐失良机，朝野一心，势达归还目的而后已”，并表示，“万一不济，有所障碍，则全国人民，亦必誓死力争，愿为政府之后盾”。3月9日，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外交牒文。遭到日本政府的无理拒绝。
日本政府的强硬与霸道，激起了上海商界的愤慨，“其不顾公理，不顾邦交之用心。昭昭在入耳目，平素亲善之假面具，亦已完全揭破”。上海山东路商联会致函商总联会，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一面由商界发起检查进口日货，一面请国民勿忘国耻，一致拒用”。3月25日，上海二百多个团体、一万余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在总商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通过了致各国政府、致全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等通电。主张“收回旅大，并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在未达目的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次日。发动了五万余人参与的“国民对日外交游行大会”，高举“不承认二十一条约”、“收回旅顺大连主权”两面大旗，沿途经过的各马路商店也悬挂书写上述字样的白旗，游行民众高呼“经济绝交”、“努力奋斗”、“坚持到底”等口号。4月7日，市民大会正式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从日货进口、贩卖及购买等环节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抵制日货运动引向深入。5月9日，一年一度的“国耻纪念日”如期举行，对日经济绝交“大有万众一心之慨”。5月14日，“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表对外宣言，阐述对日经济绝交理由，重申抵制日货之决心。与此同时，各路商界、各业商人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第一，抵制日货。杂粮油饼同业公会决定。“自四月一日起，不能再用日币、再进日货、再进日船装来之货”。洋货五金业通告同业，“以后不得再进日货，其已进者，一律焚毁或封存”。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拟定三“不”法，即不进该国之货，不搭该国轮船，不流通该国货币；通过了对日经济绝交计划，“主张停止买卖日货、运输日货，拒载日商广告，并停止供给日人以原料住所或劳工”。并向商界公布那些阳奉阴违的奸商及其所销售的日货。如购运日货的米商徐某、潘某等人以及南货业中的海参、开洋、干贝、味之素等，号召市民加以抵制，此后，各路商联会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抵制日货运动的效果。山东路商联会先行审查本路商店所存日货，然后设法公卖，永绝再进。闸北五路商联会则先将旧存日货限日拍卖，或于店门旁另设一摊，照本卖完为止。沪北六路商联会要求各商店将日货置于一厨，加盖商联会图章，嗣后不致蒙混。
第二，提倡国货。在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部分民间团体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只有提倡国货才是抵制日货的长久之计。百老汇路商界率先发起由十四人组成的“国货提倡会”。“市民大会”鉴于“对日外交。日趋严重，消极抵制，难收全效”，于8月5日在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召开提倡大会，要求会员“用合作精神，提倡国货，用牺牲决心，排斥劣货”。希望此后每月召开一次提倡国货大会，征集国货陈列。9月16日，在总商会大厅举行第二次提倡国货大会，与会者约两千余人，会场上陈列着各国货工厂赠送的出品，商界名流纷纷在大会上演说，“望诸君切实为提倡国货之实行，有资本者，投资国货实业。有劳力者。加工为国货厂制造，有工业学识者，根据科学为发明国货之先导，至少须以爱用国货，不买劣货，为律己之标准”。11月10日，第三次提倡国货大会在宁波同乡会召开，到会者千余人，各大国货公司均到会陈列国货。会议号召国民像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合作运动那样，抱着“不怕难、不怕失败、不怕死”的决心，将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运动坚持下去，“吾人经济绝交到底，当然亦可发生相当结果”。12月22日至24日，第四次提倡国货大会如期在宁波同乡会举行，到会者踊跃，“上下座几无插足之地，约达三千余人”，大会主席冯少山致辞号召“资本家投资设厂，劳工家出力制造，化学家出其学识，商业家推广销路，需品者勇购国货，群
策群力，最后之胜利，不患无时”，粹华制药公司、金铝粉纸厂、中华凤记玻璃厂、天厨味精厂、仁昌永料器厂等国货厂家纷纷登台宣传各自产品。次年2月，“提倡国货大会”正名为“上海市民提倡国货大会”，依然定期举行，所有陈列的国货商品不仅以低于市场价出售，而且买一送一，以资倡导。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时间上海市场上日货销售量急剧减少，“种种奢华品，多已收藏不售，且亦无人过问，布匹玩具等，则多标明公卖，由买主自愿选购，惟购者已极少数，其他如药品及必需之原料。因需要故，仍照旧出卖，此后多数不愿再进日货。市上多数不愿收用，故已无形抵制”。日本纱布输入量也大大下降，“自本月10号起，至念日止(引者注：4月10日-20日)，日本棉布输入共计493担，较前周减少165担，又棉纱输入共计69担，较前周减少25担”。另据中国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惨重，“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一亿元。再就日本本年六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也正因为如此，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引起了日本商人的仇视与恐惧，在沪日商于6月8日召开会董大会，并决定以上海日商会名义致电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要求“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消灭风潮”。7月12日至16日，在上海日商会和天津日商会的发起下，在华日人举行了“中国全国日侨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来自上海、天津、汉口、青岛、济南、大连以及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长崎、富山、福井、门司等地共38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的决议：
中国官民中，有不仅蹂躏通商条约与藐视国际信义者，且有对于在华日本商民至加侮辱与迫害者矣。由来我日本，惟以东亚平和为念。对于中国，常表极大之同情，大正四年以前，屡次所起之排日运动，对之常以隐忍自重，公明正大之态度，始终一贯，数年以来，我日本特顾善邻之谊，于种种机会，抛弃多数之已得权，以期中国官民之自觉，如彼所谓二十一条，我日本政府，已取消其大部，今所有者。不外以延长旅大租借期限为主要耳，然中国官民中，有动辄不谅此中事情，徒然破坏中日国交之根本，扰乱东亚之平和者，是日本官民究不能默然者也。故吾人此时仍警告中国官民，速自觉而图国内之统一安定，以终息排日运动，同时又望日本政府，对此排日运动之不法行为，釆强硬之处置。
日本驻沪总领事甚至向上海总商会提出要求，希望设法解散抵货组织。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贸易受到了打击。
对于在华日商会诬蔑抵制日货运动的“仇日排外”的说法，商总联会声言。“抵制日货，系纯为爱国举动，并非仇日，更非排外”。对于在华日商会的诬蔑，“市民大会”给予了严词反驳。“试问长沙之惨杀学生，宜昌之蹂躏市民，谁实破坏东亚之和平?谁实破坏中日之国交?”并号召国民“各本天良，共同救国，不为人利用，不畏人诬蔑，彼无彻底觉悟，妄加诋毁，吾人惟坚持到底，积极进行，……若甘心卖买劣货，阴谋诡计，扰乱治安，为虎作伥，甘作卖国贼者，凡我国民当弃之”。对于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解决抵货会的要求，上海总商会婉词予以拒绝，指出中国商人“自行集合团体，严订规约，循贸易上一定之轨道，改向任何一方采运货物，纯为商人之自由，非任何势力所能左右”。这使得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在理性的轨道上持续展开。
二、救灾恤邻：上海民间团体赈济日灾之善举
1923年9月1日中午，日本东京、横滨筹地发生了7.9级大地震。由于这一带在日本称为关东地区。故也被称为“关东大地震”。9月2日，上海《申报》在“特约路透电”中报道了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消息。此后，上海各大报连篇刊载了大地震给日本所造成的损失，“东京几成灰烬，损失在十五六亿以上，横滨等处灾害亦重”。进一步的消息认定，“东京之损害，约计五十亿”。日本驻沪总领事表述日本震灾时说：“敝国东京、横滨等处各重要区域，突然发生地震，同时火山爆发，飓风海啸，相继而至。灾情重大，为亘古以来所罕有，除建筑物及财产等损失之数，一时尚难调查确实计算外，生命之丧失，约计几及二十余万口，目前疮痍满目，流离失所，尚不知凡几。”
日本震灾的消息传到上海。各民间团体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发起慰问和救助活动。
首先，致电、致函慰问日本受灾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切哀悼与同情。得知日本关东大地震消息后，上海二十余慈善团体率先行动起来，并派华洋义赈会、普善山庄、中国济生会等四代表“前往日署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上海总商会“闻信之余，同深惊悼。只以距离辽远。交通阻滞，无由亲致唁忱”，故特致函沪埠日本商业会议所，转致慰问日本被灾人民，并于9月5日再致电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将日本震灾当作人类的共同灾害，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不仅是日本“举国之不幸，亦即世界人类之不幸，敝国人民。谊切同洲，尤为哀悼”，因此。要求总领事署“代致唁忱，务祈允为转达”。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受灾的深切同情。宁波旅沪学会召集职员会，决定致电日本政府，电文称。“贵国巨灾，不胜怆悼，恤邻之责，惟力是视”。华商纱厂联合会致电日本大阪纺织联合会和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全体会员专电慰问，并表悼惜之忱”。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致电日本驻沪总领馆转日本内务省，“中日同文同种，唇齿相依。数千年来，守望相助。历史所收。举世共鉴……彼邻友邦，休戚与共，能勿潜然，尚希贵国被灾同人各抑伤感，徐图复业，否极泰来，幸勿悲观，专肃电慰。无任悼惜”。此外，上海女子参政会推代表唐家伟、朱剑霞亲持专函往驻沪日本总领馆慰问。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函日本总领事，表示将“会同各界量力救济”，并“专函慰问”。
其次，各民间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募集救灾款项和物资。日本震灾消息见报后，上海绅商界头面人物朱葆三、盛竹书、陆伯鸿、王一亭、钱新之、孙仲英(时任华洋义赈会职员)等三十余人于9月3日在“一枝香”召集急救日灾会议。成立临时机构，决定“会集各公团各善团群策群力，积极进行”，由朱葆三、盛竹书、朱芑臣、王一亭等为筹备主任，并向各公团各善团发出通告。定于9月6日召开赈济日灾联席大会。9月4日，上海总商会特召开临时会董会，讨论赈济办法，议决“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明日装招商局新铭轮船赴日救济”，并推举虞洽卿办理报关，顾馨一、荣宗敬办理购置面粉及装船事宜，徐可陞代表总商会赴日调查灾情及办理救济事宜。并当场认垫捐款共计61000元，招商局也免费派出新铭轮船运送救济物资。与此同时，总商会发出公函，要求各公团、各善团积极参与9月6日的救灾大会，“念人类互助之义，本先哲博爱之怀，拨冗惠临，